纽伦堡审判带来的思考

由于德国至今仍在追诉纳粹战犯,今日法庭上的主审法官仍须像当年一样,去面对类似的质疑,比如,“作为上级军官命令的执行者,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我有罪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的审判带来了持续的质疑和讨论。关于法庭合法性、程序正义、恶法是否是法律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已经从纽伦堡延伸到世界各地70多年了。对战争的态度、对犯罪和惩罚的认定在争论中越来越清楚。

1961年上映的电影《纽伦堡的审判》是一部经典作品,它以激烈的法庭辩护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由于德国仍在起诉纳粹战犯,今天的法庭主审法官仍然必须面对类似的问题,比如作为上级军官命令的执行者和国家法律的执行者,我有罪吗?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的这句话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战胜国不直接处死纳粹战犯,而是把他们送到国际法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埋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隐患中获得了一些关于法律重建国际秩序的启示。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民族自决的原则也不适用于失败者。巴黎和会成为战胜者掠夺失败者的盛宴。失败者总是想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秩序。凡尔赛系统带来的和平只是暂时的,二战的爆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直接杀死纳粹战犯确实会满足报复的乐趣,但这只会残忍地踩在德国脚下,但不能纳入新的国际规则体系,并将继续埋葬未来的隐患。只有通过审判,在法律规则上明确德国的罪行,才能明确德国需要在什么意义上受到惩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重建,从而将德国纳入新的国际秩序,使德国真正获得新的生的秩序。”施展说。

回到电影中的场景:审判即将开始。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由三名战胜国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坐在审判席上。首席审判法官是来自美国的丹·海伍德;四名被告是纳粹政权下的法官和检察官,涉嫌参与纳粹暴行。

一些法律爱好者仍在问,当电影即将结束时,四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的指控。他们认为,如果4人涉嫌谋杀罪,由战胜国进行审判就不合理,因为这4人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即使涉嫌协助谋杀,针对的也是本国国民,所以由外国人组成的法庭没有管辖权。这一观点进一步认为,德国重组政府后,新政府设立的法院应该对这四名被告进行审判,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是强者对弱者的审判,难以保证公平。

首先,排除电影艺术处理的缺陷,结合纽伦堡的历史审判,可以看出,这些人的真实定罪应该是而不是谋杀。事实上,审判程序所需的国际法基础在审判前一年已经在伦敦准备就绪。1945年8月8日,经过6周的谈判,四个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一张桌子上签署了伦敦,为纽伦堡未来的审判奠定了法律基础。首次将列入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文奇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院和远东国际军事法院的建立和对战犯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审判国际战争罪犯,对国际法的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等待德国建立新政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找到独立于战胜国家和战败国家的第三方来审判纳粹战犯;此外,世界需要一个正式的审判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清算犯罪,重建战后秩序。因此,当时最好的选择是以四名战胜国家的法官组成联合审判庭,向世界公开审判。

影片中的审判主要围绕“智障者强制绝育案”和“绯闻死刑案”这两个具体案件展开,而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纳粹德国实施《种族净化法》的背景下。

在法庭上,联盟国的检察官劳森上校指控被告在恩斯特席上·詹宁的四名前纳粹德国法官和检察官根据《种族净化法》对一名智力低下者进行了绝育,并将与女孩发生绯闻的犹太男子费尔登斯坦判处死刑。检察官指控四人是纳粹迫害无辜者的帮凶,并对纳粹的罪行负责。

这四个人对检查和控制有什么态度?以詹宁为首的被告辩称无罪或以沉默抵制法庭审判,并试图以被迫服从国家命令为由减轻责任。

然而,沉默的詹宁也开始动摇。当纪录片开始在集中营上映时,他被有组织、残忍的杀戮所震惊。当詹宁的辩护律师再次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大声质疑八卦死刑案中被冤枉的女性艾琳·霍夫曼是否与犹太人有关系,詹宁终于承认,在八卦死刑案中,他决定在审判前判处费尔登斯坦死刑,并承认没有证据证明费尔登斯坦有罪。詹宁终于不得不面对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伤害个人权利的合法性。

当然,在纳粹统治期间,不止这两起案件因相关种族法律被迫害、侮辱和判处死刑。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邪恶的法律是法律吗?执行邪恶法律应该被罪吗?

最后,盟国法官达成共识:法律应该保护人们的权利和尊严,但纳粹法律邪恶地践踏了人们的权利和尊严。因此,即使纳粹官员执行命令,他们也会犯罪。

事实上,在纽伦堡法庭上,两种观念在激烈的对抗中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范式。

第一种范式认为法律本身是好是坏,不是那些遵守法律命令的人应该考虑的。它在法律上被称为实证法范式。纳粹官员用这种范式为自己辩护;另一种范式认为,法律本身应该服从超越法律的善恶标准。违反标准的是恶法,不应该遵守,而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地反抗恶法,自然法范式在法律上被称为。施展表示。

当然,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实证法范式为纳粹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很糟糕。在法律体系的早期阶段,自然法范式更符合人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简单情感。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然法范式遇到了困难。

困境在哪里?所谓释说:所谓自然法范式,就是人们承认有一种正义标准超越了所有具体法律。自然法的基础在于人们的道德观念甚至宗教信仰。麻烦来了。不同群体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可能不同。他们无法就自然法的标准达成共识。因此,实证法范式出现了。从实证法的角度来看,既然人们无法就自然法的标准达成共识,那就不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具体到某一法律和具体规定是否合法,取决于它能否与其他法律和规定相互解释,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自洽体系。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假包换法。”

实证法范式的优点是,法律的逻辑不会被法律以外的考虑所干扰,但当实证法范式推到极致时,人们会觉得严格遵守法律可能会伤害正义,纳粹战犯的诡辩就会出现。此时,自然法范式需要对抗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实证法学的繁荣和自然法学的微观时期。但正是纽伦堡的审判重新肯定了良心的重要性,促进了自然法学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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